一千年前,道州人周敦頤在《通書·文辭》中提出:“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以載道”,由中唐時期韓愈等古文運動家提出的“文以明道”發展,經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的解釋得到完善。後經王夫之、顧炎武、魏源等發展,認為寫文章既要文以載道又要經世致用,道用結合。所謂文章千古事,說的就是文以載道。所謂“道”者,既能為“廟堂”所謀,更須為“江湖”所用,即經世致用之意。
  “吾道南來本是濂溪一脈。”一千年後的今天,同為道州人的何子明先生秉承這種思想撰寫的新著《公共精神產品輸出體制研究》近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作為經世致用之作,正是作者在武漢大學攻讀行政管理博士學位期間,數年苦研專業理論的結晶。
  經世致用之一是學以致用。研究最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讀書在於學以致用。學以致用就是要運用書中的原理來應證與解剖現實,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本書作者正是如此。例如,公共產品理論是本專業研究的一項基礎性理論,但從馬克思到古典經濟學派在釐定市場和商品的本質屬性時,均以物質產品為對象研究商品經濟和市場運行規則,對精神產品的研究幾近空白。後來者,如薩繆爾森、詹姆斯·布坎南之流的公共產品理論同樣把物質產品作為概念設定和理論建構的基石。直至今天,在前人傳統理論的影響下,“公共精神產品”尚未作為成熟的概念使用。本書卻大膽提出:公共精神產品不是公共產品與精神產品概念的簡單疊加,它雖屬於公共產品的範疇,但又有別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產品。因而公共精神產品的概念與傳統公共產品範疇存在一定的差異,並以此為基點對“公共精神產品”在理論上著出了系統的界定。這無疑在公共產品理論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
  經世致用之二是理論直面實踐。當前,我國各領域的改革均處於全面深化的關鍵時刻。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我國文化發展的實踐,提出了完善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目標,強調要“按照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原則,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推動黨政部門與其所屬的文化企事業單位進一步理順關係。建立黨委和政府監管國有文化資產的管理機構,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春江水暖鴨先知,作者根據自己曾經長期在新聞文化單位的工作實踐,視報刊、廣播電視、網絡媒體、公共圖書館為公共精神產品主要的供給平臺,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系統探討了我國公共精神產品輸出的特點和規律,由此提出了適宜於我國公共精神產品輸出體制改革的策略。這些策略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目標。
  經世致用之三是實踐出真知灼見。研究是為了現實的運用,然而研究也需要生活的閱歷。記得在《秋聲賦》中,歐陽修寫道:秋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大呼“異哉”,而書童看到的卻是“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歐陽修還在縱情悲秋,童子卻早已“垂頭而睡”,夢到爪哇國里去了。鄙人年青時讀《秋聲賦》不懂歐陽修為什麼要那樣寫童子,豈不是孺子不可教麽?今天方知:能否聽懂秋聲,都在人生歷練。童子年少,世事不諳,無憂無慮,是聽不出秋聲的慘淡肅殺來的。本書作者曾負責過黨報發行工作多年,工作期間曾大膽探索黨報發行走向市場化的路徑。故而作者認為,黨報發行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公共精神產品供給狀況的縮影。本書從公共產品理論的視角釐清對黨報發行的兩種途徑中矛盾產生的根源及其合理因素,切合實際的提出瞭解決黨報發行市場化的路徑選擇。
  公共精神產品供給、輸出體製作為研究對象,過去講公共產品主要指物質公共產品相比,有一定的創新性,拓展了公共產品理論研究的視野。並對公共精神產品的概念、提供、輸出體制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對中外公共產品特別是公共精神產品的提供進行了一些比較,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而在精神產品輸出體制的問題上,顯然存在著“社會——市場”與“國家統攝”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都具有各自的優勢,也都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缺陷。此書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提出獨創性見解,特別是通過湖南日報自辦發行的個案分析,以小見大地剖析了我國公共精神產品輸出體制改革的問題和原因,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與其他公共產品相比,我國公共精神產品的供給能力和水平都較為落後。因此,研究和探索我國公共精神產品輸出體制的運行規律和改革路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何子明先生現任湖南有色職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曾在湖南日報工作23年,先後從事人事管理和廣告、發行等報業經營管理,曾任湖南日報發行處處長和湖南日報發行公司首任總經理。1998年獲湖南省新聞出版局、省報業協會年度全省報紙經營管理先進工作者。作者十分熟悉報業經營和報刊市場,重視網絡體系和報刊終端建設,積極主張並傾力實踐黨報發行體制改革。  (原標題:公共精神產品經世之談:非公共與精神概念簡單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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